对不少终末期脏器衰竭患者而言，器官移植是重获新生的希望。但当前仍有大量终末期脏器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机会，诊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客观存在。近年来，器官短缺现状之下，将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的异种器官移植研究火热，研究进展屡被报道，中国相关研究已稳居国际第一梯队。在技术不断进步之下，大众对器官移植的认知误区却普遍存在：有的患者惧怕移植、一味保守拖延；有的患者高估手术效果，忽视长期管理的责任。


借2026重症肝病与肝移植新进展研讨会的契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重症肝病科主任孙丽莹向公众科普器官移植相关知识，拆解大众关心的移植疗效、术后管理、治疗方案、异种器官移植等问题，帮助大众理性认识器官移植这项救治技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受访者供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肝病科主任孙丽莹。受访者供图


异种移植研究中国稳居国际第一梯队


新京报：目前的器官移植主要有哪些类型？


孙丽莹：我们这里说的器官移植，主要是实体器官移植，以肾移植、肝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等大器官为主，不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其中，肾移植的例数最多，因为尿毒症肾衰的人群基数很大，且肾脏的替代疗法（如透析）相对成熟，可以帮助患者维持生命，因此累积的患者会越来越多，移植需求大。肝移植数量仅次于肾移植，但一旦发生肝衰，很难靠人工手段维持较长生存期，因此累积的患者没有肾衰患者多。心脏移植的供心对于缺血时间的要求很高，所以太远的捐献没办法做手术；肺移植在我们国家开展得也不少，但术后早期感染的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当然，还有胰腺和小肠移植，小肠移植是最少的，虽然手术本身不难，但排异会更强。当然，需要小肠移植的患者基数也远少于肝、肾等移植。


新京报：器官移植面临哪些难题？


朱志军：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便开启了移植临床探索，经过数十年发展，国内移植外科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越来越多患者通过移植获得长期生存。器官短缺、外科技术和排异反应是器官移植面临的三大难题。从肝脏移植来看，我国是肝病大国，肝移植手术的数量在全球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技术上属于第一梯队。但我国人口众多，器官短缺问题更突出，百万人口的器官捐献率只有不到5%，虽然近年来有缓慢提升，但与需求相比，仍然差距巨大。


新京报：近年来动物来源的器官移植在全球的研究热度很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什么水平？


朱志军：当前全球异种器官移植领域形成中美双领跑的格局，美国为行业先行者，技术积累深厚，早期临床探索经验丰富，整体技术体系成熟。而中国是全球极少数紧随美国之后完全具备自主基因编辑供体猪培育能力的国家，整体研究水平稳居国际第一梯队。我国已搭建起完整的异种移植研究体系，形成从基础研究、动物实验到临床探索的全链条研究能力。国内多个团队常态化开展猪源器官至非灵长类动物的移植实验，持续优化手术方案、免疫抑制策略，不断突破受体存活时间纪录，积累了扎实的临床前研究数据。在此基础上，国内严格遵循伦理规范，稳步推进脑死亡受试者亚临床研究及小样本人体临床探索，尤其在异种肝移植领域形成独特研究优势，与美国侧重心、肾异种移植的研究方向形成互补。


新京报：异种器官移植面临什么难题？


朱志军：目前，中美两国仍共同面临跨物种感染、慢性免疫排斥、长期安全性等行业共性难题。我国始终坚持审慎、规范的转化研究原则，不断完善技术标准与伦理监管体系，持续攻克器官短缺难题，为异种移植的临床落地筑牢基础。


器官移植手术是一场“持久战”


新京报：不同器官移植后的管理有什么不同？


孙丽莹：从患者全程照护的角度来看，不同器官移植后的管理重点各不相同：肾移植患者要持续应对免疫排斥；肝移植术后存在复发、感染及胆道并发症风险；心脏移植受者需长期对抗排斥与心血管问题；肺移植则要重点防范感染与慢性排斥。无论哪种移植，长期管理都容不得半点儿松懈。移植前的综合评估同样至关重要，医生需要全面评估患者心肺功能、感染情况、基础疾病等，判断是否适合移植、何时是最佳移植时机。


新京报：近年来外科一直在讲围手术期管理，器官移植的围手术期管理有什么进展？


孙丽莹：围手术期无非就是术前、术中、术后。器官移植围手术期管理一定是和其他学科的进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感染的病原学检测、NGS测序技术（二代DNA测序技术）、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技术的发展，免疫制剂、抗感染药等药品的研发，诊断方法学的进步，给患者带来了更多获益。围手术期的重症支持手段，能够帮助危重患者相对平稳地度过手术高危阶段，过去救不过来的患者有希望救活，从而提高了围手术期和远期的生存率。


新京报：患者在器官移植后的管理阶段有什么误区？


朱志军：很多人误以为移植手术做完就“万事大吉”，实际上，移植是一场需要长期坚持的“持久战”，术后排异反应是移植后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移植的患者需要终身随访、全生命周期管理。每个人的免疫耐受情况不一样，治疗方案也需要因人而异，临床会结合患者自身情况选择适配的免疫抑制方案。


孙丽莹：在长期移植后的自我管理阶段，按时复查、遵医嘱执行治疗方案、监测各项指标缺一不可，通过复查监测肝肾功能、免疫指标、药物浓度等，医生可以结合影像学和病理学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但不少患者自我感觉状态良好就自行调整方案，总认为药物减得越少就一定越好，很容易诱发隐匿的脏器损伤，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往往已难以逆转。


新京报：如何才能提升患者对移植后管理重视？


孙丽莹：我想大部分移植术后的患者对术后的随诊还是比较重视的，他们经历了终末期疾病的痛苦，器官移植让他们重获新生，这份来之不易的身体和生活上的幸福感他们会珍惜。但同时，移植医生也有责任让患者知道器官移植不同于普通外科手术，去除有病的脏器后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器官移植时将异体的器官植入体内，会面临被排斥的风险，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否则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患者才会主动进行规律的随诊。如今医院也在通过优化随访模式、搭建线上管理渠道，方便患者随访，持续提醒患者重视长期规范管理；除了移植物本身的检查，术后漫长的生命周期中，患者应该知道高血压、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等，也是患者需要重视的问题。适度运动、避免过度劳累、调节心理状态、管理生活压力、戒烟限酒也是患者自我管理的重要部分。


朱志军：国家主张分级诊疗，很多移植后长期生存的患者，会面临很现实的困难：跨地区到器官移植医院进行随诊。如果当地的基层医院的全科医生接受器官移植相关培训，将这类患者当慢病管理，既能节省卫生资源，也更有利于患者随诊，欧美国家已经在实施，相信中国在这方面未来也会越来越成熟。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