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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方面中国必须加紧实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战略；另一方面还必须完成今年4.5%-5%的GDP增速目标。
“中国经济：新质启新程”2026贝壳财经年会即将举办，本次年会将围绕“未来大会”“金融大会”“消费大会”三大主题，就人工智能、金融强国与体验经济等主题展开讨论。
在2020年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线上峰会上，我就对“是否要以基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发表看法。我当时表示，应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尽管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实践中解决的。对于基建投资，我们既不能“过犹不及”也不能“因噎废食”。
如今，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希望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再谈几点看法。错误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中国进行宏观调控的制度优势
欧美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不针对某个特定总量（消费、投资或进出口）。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是家庭和企业在特定利率、流动性及财政收支规模构成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以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主决策的结果。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独特的制度优势使政府具有直接决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与增速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政府稳增长和稳物价的重要政策工具。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每当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就会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以刺激有效需求；每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降低基建投资增速以抑制物价上涨。在过去数十年中，这种独特的宏观调控方式成效显著，屡试不爽。
从历史经验来看，1988年中国GDP增速11.3%、1989年4.2%、1990年仅3.9%。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物价由高通胀转入低迷，1990年CPI2.1%。面对这种情况，1990年基建投资增速10.5%，其中运输邮电投资同比增加46.1%、能源工业同比增长15.6%；压缩楼堂馆所、加工工业，资金全部投向铁路、电厂、公路、通信等短板基建。浦东开发启动、全国铁路干线改造、大型火电水电项目落地、全国通信骨干网建设、亚运会配套城市基建同步铺开。结果在1991年GDP大幅反弹至9.4%，此时基建投资增速为23.9%，是复苏第一驱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GDP增速由1997年的9.3%下降到1999年的7.7%。1998年2月CPI月度转负、PPI全年持续负增长。1998年基建投资增速19.8%、1999年11.2%、2000 年15.3%，全程远高于GDP增速；资本对GDP拉动大幅抬升，对冲消费、出口拖累。
为了克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飙升至44%。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分别实现了9.4%和10.3%的正增长。2007-2011年，按现价汇率计算，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6.2%提升至10.3%；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该比重从11.5%升至14.5%。总体而言，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表现远好于欧美经济体。
如何弥补总需求不足？
关于如何弥补总需求不足，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已趋于饱和，继续扩大基建投资规模容易形成重复建设、“白象工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当前经济下行与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需求不足，应当把财政资源更多用于居民补贴、消费券发放甚至直接发钱以刺激消费增长。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应尽快实现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增长范式转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居民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资产的函数。换言之，是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发放消费券、提供特定商品消费补贴乃至发钱等一次性收入增加，难以改变居民长期收入预期与消费行为。一方面，希望通过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希望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进一步刺激消费。这种推理方式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设证。必须找到一个不依赖消费增长也不依赖经济增长，但可以同时撬动两者增长的支点。而这个支点就是基础设施投资。
“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总方针，并根据这个总方针提出的建设“6大骨干网络”的具体计划，实际上终结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已经饱和的争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极为巨大，远未达到饱和的程度。例如，除6大骨干网络外，能源保障体系、西部大开发、沙漠和戈壁改造等都需要大规模投入。以能源安全为例，中国石油进口依赖度高达72%，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不仅是必须实现的目标，而且是一个应该尽快实现的目标。如果经济处于过热状态，中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困难的。而目前有效需求不足，通胀压力不大，中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正当其时。
反对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浪费资源，应该把资金用于消费。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基础设施投资严重浪费现象（如低俗的仿古景区），必须加以纠正。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讲究效益，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性、公益性和长期性，基础设施投资的许多效益不是能够用货币收入衡量的。尽管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不能因噎废食，“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目前消费的增长速度确实过低，主张通过基础设施启动经济并不意味否认刺激消费的重要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高收入阶层MPC远低于低收入阶层。降低基尼系数对于提振居民消费需求应该具有重要作用，社保体系改革应该也能释放一定的消费潜力。这些改革措施并非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构成部分，但也应该同时推进。
中国依然拥有充裕的财政政策空间
中国有关部门对财政平衡十分关注，非常担心财政状况恶化，导致财政失控。我以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的财政状况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说明中国还有很大的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
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四国的国债收益率急剧攀升。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高达40%以上。
中国目前的形势完全不同。如果中国能够维持低利息率使财政赤字率维持在5%以下，并使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5%，虽然国债对GDP的比会继续上升，并趋于100%，但这种情况仍比世界其他国家好很多。
在财政问题上，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1992-1996年，泡沫破裂后日本连续5轮财政扩张，国债/ GDP升至92%，赤字率5%。1996年底桥本内阁担忧债务崩溃，决定财政紧缩，在数年内将国债/GDP降至60%以下。为此，日本政府在1997年将消费税由3%提高到5%，同时削减支出、取消减税。日本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立竿见影。1998年日本经济陷入深度衰退（-2.1%）。经济增速的下降，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1998-2000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重启扩张性财政政策。2001年日本央行推出全球首个QE，而后又执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
目前日本的公共债务对GDP的占比为230%左右。在公共债务对GDP的比92%的时候，日本官员就说日本财政将会崩溃，现在上升到230%，财政还没有崩溃。这一事实说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低估了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低估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结果浪费了大量财政政策空间。如果当初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速高一些，日本的经济形势可能就会好一些。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现状和前景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开门红，但4月和5月的经济数据差强人意，其中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同第一季度相比有明显的下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基数效应、统计口径变化、项目纳统的季节性波动、项目储备或资金不足。
在“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重新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引擎，带动其他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当前国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下的正确政策选择。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战略方针确定后，战役组织、战术选择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有足够大的可以用于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坚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突破口，2026年中国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GDP增速目标，并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编辑 陈莉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