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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正站在一个关键的转型节点。近期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坚持“内需主导”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精准判断，更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战略抉择。要真正落实这一精神，就必须在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上实现一场深刻的变革：接受投资增速的常态化调整，将更多资源从低效无效投资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投入到提振消费和改善民生这一核心任务上来。

 

告别过度投资依赖症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投资增速的放缓。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份，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出现负增长。面对这一数据，一些传统思维开始呼吁“要继续再扩大投资”。然而，今天的投资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前些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接受投资总体低增长，甚至个别年份负增长，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经阶段，也是为更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的必要代价。

 

继续盲目扩张投资，甚至大搞低效无效投资，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短期效应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一两年后，便会转化为沉重的债务负担和闲置的亏损资产。回望2020年，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扩大投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2022年以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许多东部大省的投资下滑对经济增长形成明显拖累，这正是前些年过度投资的“反噬”。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如果现在继续沿用旧有模式，未来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有人常以“不能把消费和投资对立起来”作为回避问题的挡箭牌。这种辩证法在理论上永远正确，但在实践中却模糊了政策选择的焦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源稀缺性下的权衡：假设国民收入100元钱，是选择55元用于消费、45元用于投资，还是选择80元用于消费、20元用于投资？在经济起飞阶段，勒紧裤腰带搞投资有其合理性，但在当前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若仍拼命扩大投资，无异于制造新的经济失衡。

 

破解过度投资的深层次根源

 

既然提振消费已成为重点经济任务之首，为何财政预算的“大头”依然倾向于投资？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认知、体制与利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决策机制方面，扩大投资已形成一套成熟、固化的流程。从每年定期申报项目、筛选项目、申请资金、预算编制到落地实施，整套机制运转流畅，决策阻力小，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惯性。一旦减少这部分投资，一些部门甚至可能面临“无事可做”的窘境。

 

其次，在地方层面，GDP增长长期是核心政绩指标，而拉动GDP最直接、最熟悉的手段就是搞基建、上项目、抓招商引资。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在地方治理中已形成路径依赖。

 

第三，背后存在着强大的利益驱动机制。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建筑施工企业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它们是扩大投资的直接受益者和推动者。在许多地方，这些平台甚至已“绑架”了地方财政。若不为其寻找新项目或持续输血，企业可能立即倒闭，引发债务和就业风险。但若继续扩大地方债务去投资没有效益的项目，则只会让风险雪上加霜。

 

正是这三大因素，构成了多年来“投资依赖症”的体制性顽疾。要克服它，将过去用于低效投资、生产补贴和每年上万亿元出口补贴的资金，转而用于补贴居民、扩大消费，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却是2026年宏观政策必须攻克的堡垒。

 

构建以消费和民生为核心的财政支出新格局

 

展望2026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其“有为”之处，不应体现在投资规模的简单扩张，而应体现在政策结构的优化和效能的提升上。扩大内需的逆周期财政预算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分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检验政策成色的试金石。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5-20个百分点，而投资率则高出15-20个百分点。因此，长期目标应是逐步降低投资率，将消费率从当前的56%提升至6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消费占GDP比重不高，但它已拉动超过65%的GDP增长。这意味着，若要稳增长、促发力，财政资金的分配也应顺应这一趋势，将一半以上的新增财力用于提振消费和改善民生。

 

当然，财政支出并非简单分为“投资”和“消费”两类账户，但年初的预算安排仍能清晰反映出资金的最终流向。2026年的财政预算编制，应成为一个标志性转折点，明确向市场和社会传递转向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从乘数效应来看，财政资金用于消费的效率远高于投资。研究表明，1元财政资金用于稳消费，在城镇的乘数效应可达3以上，在农村更是高达5倍以上；而同样的资金用于投资，乘数效应仅为1.06倍。既然如此，为何不将宝贵的财政资金投向乘数效应更高的领域？这能让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三倍以上的扩大内需效果。

 

具体而言，2026年推动消费提振应与改善民生、投资于人相结合，具体可以考虑将消费补贴规模从去年的3000亿元进一步提高到5000亿元或万亿元以上，但不再直接补贴特定商品，而是精准转化为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补贴或消费券，直接提升其消费能力；还可以通过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比重，增加社保基金支出能力，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加大对医疗服务、学前教育、育儿、就业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等，既通过短期激励释放消费潜力，又以民生投入筑牢中长期增长根基，实现消费提振、民生改善、投资于人的良性循环。

 

当然，引领财政资金向消费和民生倾斜，并非要否定所有投资。必要的改善类基础设施投资仍需保障，即便投资增速放缓，在每年50多万亿的巨大基数下，绝对规模依然可观。同时，还要扩大有效投资，尤其对于人工智能算力等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应鼓励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保持高增长，但财政则可通过引导基金等方式适度参与，而非大包大揽。

 

总之，2026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唯有告别对过度投资路径的依赖，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克服过度投资惯性，将提振消费、改善民生、投资于人的战略真正落实到财政资源的“倾斜”上，才能为扩大内需、为中国经济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