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在2026新京报贝壳财经年会金融大会“金融强国:驱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要重视供强需弱问题。


刘世锦表示,解决这一问题应将重点转向降低高储蓄率,举措之一是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如三年时间内),将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直接途径是提高企业分红率,其中,将较大比例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国有资本分红的一种方式。


“目前A股市值约120万亿元,初步估算国有资本市值在40%左右,我们拿出一部分如20万亿元,在一段时间内,如‘十五五’期间,逐步将它变成养老基金,划归社保,这件事情可行性还是有的。”刘世锦进一步表示。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倾斜式增长方式边界显现

终端需求不足是投资滑坡的主要原因


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所谓供强需弱,是人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颇为矛盾,经常被描述为K型发展的现象。”刘世锦举例称,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另一方面,内需不足仍在加剧,去年全年,我国投资出现负增长,今年1-5月,我国投资同比下降4.1%,5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


刘世锦认为,供强需弱的深层原因包括:GDP导向的地方竞争机制;基础领域和战略性产业中,国有企业为主;以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重点的稳增长宏观政策导向等。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重生产、轻消费的倾斜式增长方式。在过去相当长的供给不足时期,这一增长方式是适应的,而且是有优势的。即使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由供给约束转到需求约束,只要还有投资空间,这种增长方式仍可运行,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惯性与韧性。”刘世锦称:“但这种增长方式是有边界的,即投资投不动了,出现持续负增长,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状况。”


有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


刘世锦表示,过去,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结构性偏差。2022年后,房地产大幅下滑,基建减速,这一结构性偏差“水落石出”。“终端需求不足,且生产性投资过多,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产能利用率过低,投资回报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增加投资,这是当前投资滑坡的主要原因。”


破解供强需弱应把注意力转到降低高储蓄率上

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有可行性


那么,下一步该如何破解供强需弱的问题?


刘世锦认为,应从高储蓄、低消费的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结构上动脑筋,把注意力转到降低高储蓄率上。


“国民收入可分为储蓄和消费,只有储蓄下来,消费才能上去。”刘世锦表示,终端需求增加,产能利用率才能提升,才能产生对产能新的需求,才能产生一种新的投资需求,即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资。如果不降低储蓄率,不增加或实际上减少终端需求,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将会加剧供强需弱矛盾。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储蓄率明显偏高。过去十几年,中国储蓄率最高曾超过50%,近年来略有回落,但都在42%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球各国储蓄率的平均水平大约在25%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调节储蓄率,增加终端需求?刘世锦提出,争取在不长时间(如三年时间内),将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其中,企业储蓄率降至20%以下,将部分企业储蓄转化为消费,全社会消费率相应提升至60%以上。 


“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降低储蓄率的一种方式,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来,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但国资划归的规模还不到三万亿元,进展不及预期。”刘世锦称。


他认为,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无需改变现在的管理部门和机构,只是把其中一部分国有资本转化成养老基金,重新确定其职能、任务,管理体系不变即可进行操作。从资本市场来看,其实也只是将一部分国有资本转成了养老金资产,增加了长期耐心资本。


应推动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征税

完善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成重点


此外,刘世锦提出,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抑制基尼系数上升。


他表示,目前我国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较低。“应该推动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征税,重点是个税和财产税。”


这是否会影响高收入阶层的预期和信心?在论坛上,刘世锦认为,总体而言,问题不是太大。相反,这种情况反而容易增强政府保护产权的动力。“有一种说法是,征税的能力边界决定了产权的保护边界,因为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


最后,刘世锦提出,宏观调控和各级政府职能的重心,要由供给侧转向消费侧,应将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用于解决供强需弱问题,重点放在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特别是住房、社保两个明显短板。


“以农民工的住房为例,他在农村可能有200平米的小楼,但一年住不了几天,反而是长年累月在大城市住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从统计指标来看,他可使用的住房面积是210平米,但实际居住状况却很困难,这种城乡之间巨大的住房资产结构性错配要改革,这方面的改革措施也能为房地产企业恢复正常增长提供真实的需求。”刘世锦称。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