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鼓励央企国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
从智能经济新形态的破茧而出，到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破局创新；从AI安全与伦理的思辨中探寻技术向善的边界，到具身智能与6G通信勾勒未来生活图景；从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的拔节生长，到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拓荒深耕……中国的未来产业正在擘画新蓝图。新京报贝壳财经为此推出“对话未来”全国两会高端访谈系列，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话中国经济未来。
——与未来对话，此刻即未来。
“十五五”开局之年，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成为国家战略布局核心重点，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是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领军企业的关键抓手。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此前就提出过《关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的提案》。今年全国两会，他继续关注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指出我国企业在电动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已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但原始创新能力仍较为薄弱，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较低。未来需通过完善政策激励、重塑科技计划体系、推动人才双向流动等举措，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让企业成为未来产业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受访者供图
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是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本路径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两会，你还会继续关注企业科技创新吗？
张旭：今年我更聚焦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具体领域的企业创新发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认为关键之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目前，在量子科技等新的增长点中，我国企业的主体地位还不够强，背后的原因还是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仍较为薄弱。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近2年，谷歌公司有5人次获得诺奖，主要集中在量子科技和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这也凸显了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未来产业发展的竞争中，我国亟须加快提升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加快转变成为未来产业科技创新的主体。
新京报贝壳财经：AI技术浪潮下，国外许多企业都对技术发展产生了推进作用，如DeepMind、OpenAI等。国内有哪些比较好的企业助推科技发展的例子？企业作为科研主体如何做好经营利润和科技投入、国家需求等之间的平衡？
张旭：从国际上看，一批大型科技企业在推动新技术发展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科技领军企业重视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对新技术领域进行前瞻布局，包括量子科技、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等。科技领军企业与大学、中小企业等形成创新链条，能够快速地吸纳大学、中小企业等创新性成果，在未来产业创新链条中处于主体地位。这种创新体系的优势是企业能够快速发现新技术的发展苗头、快速组织资源、快速实现成果应用迭代。
近年来，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也快速增长，研发投入大幅度增加。在电动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主体。华为以及寒武纪等一批企业在人工智能芯片等方面打破封锁；阿里巴巴、DeepSeek等通过开源战略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腾讯公司坚持支持基础研究，也正在蹚出一条企业等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从长远看，提高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把企业的发展建立在坚实的技术创新基础上，是企业实现可持续长期发展的最根本路径。当然，目前整体而言，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仍薄弱，在外部政策环境方面，项目、人才、科研设备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仍有障碍，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仍不够顺畅，这些就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特别是一批在电网、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央国企，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鲜明特色，建议企业内部建立创新特区，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推行以“里程碑式成果”和“长周期评价”为主的考核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活力。
建议研究制定激励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
新京报贝壳财经：当前我国培育全球影响力科技领军企业，最亟待突破的核心瓶颈是什么？
张旭：我认为有三点比较重要。
一是建议研究制定引导激励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政策体系。企业研发投入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目前主要投入到试验和发展，是技术的应用，对于更前端，带来原理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投入不足，加计扣除政策对于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没有明确的定向支持。建议探索对企业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给予更高比例的加计扣除，降低企业开展源头创新的成本。鼓励有条件的央企、科技领军企业设立企业基础研究基金会，探索对其符合条件的捐赠支出给予税前扣除等政策激励。
二是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计划体系。目前的科技计划体系主要是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形成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多处于从属地位，缺乏科技项目立项、组织、变更等方面的主导权。建议增加一类针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类别，采取更加灵活的经费管理机制。
三是推动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实现企业、高校和院所人才双向互动。目前，顶尖人才更多愿意去高校院所，存在企业引不来、留不住的情况。应在人才计划中给予企业自主权。
新京报贝壳财经：针对科技领军企业培育的全生命周期，在融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开放等方面，当前最需落地的一些关键举措是什么？
张旭：这方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较为关键。一个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激发企业投入长远、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根本保障。当前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成本过低的现象，应提高侵权代价，让企业依靠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和市场回报。
二是进一步加大融资支持力度，这包括推动创业投资，也包括通过“创新积分制”和“科技保险”让缺乏固定资产但拥有核心技术和人才的企业能低息贷款。目前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后续也会持续关注，通过参政议政推动落实。
未来需抢占量子计算制高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未来产业是国家战略布局的核心重点，你最关注哪个方向？为什么？
张旭：有两个领域我最为关注。一个是量子科技。各方预计该领域在未来10年到15年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推动量子计算实现工程化应用，解决常规计算难以解决的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大科学研究问题。量子计算也有可能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对未来的计算模式产生重大影响，是引领变革的重要技术，也是国际竞争的焦点。我国需要抢占这个战略必争领域的制高点，特别是要推动创新主体向企业的转移，从而在技术路线收敛后，能快速形成产业化应用。
二是脑机接口技术，它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我们目前看到该技术为肢体残疾、失明人群以及有睡眠障碍和抑郁疾病的人群带来改善的可能性。哪怕未来产生一点点进步，也可惠及大量人群。我会持续关注影响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在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应用场景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新京报贝壳财经：站在“十五五”开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点，你对国家科技产业发展有何展望或者建议？
张旭：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前启后，内外部环境变化很大，新技术革命加速发展，既是战略机遇期，又面临重大挑战。
在未来5年，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应有大幅度的提升，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应前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领域把握技术主导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创新的基本制度，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评价、企业主体等方面取得突破，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形成链接全球的开放创新生态，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一极，为世界做出更多中国科技的贡献。
新京报贝壳财经首席记者 罗亦丹 编辑 陈莉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