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1月10日，#经济学家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的话题冲上热搜，该建议的发起人是经济学家任泽平。任泽平在一篇名为《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提出，“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任泽平1月10日还在其微博回应称，这个建议并非临时起意，是经过长年的研究探索和国际经验比较得出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如何看待任泽平的这一观点？如何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中国人口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以下是根据采访内容整理的评论文章：


我不认为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生育问题是个好的办法。第一，货币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一个国家货币的增长要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要想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货币必须保持相应的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什么问题都要在货币政策上打主意。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部门性政策调整，不是货币政策应该担负的职能，它们都有各自应采取的政策手段和实施政策的渠道，如果各种部门政策都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话，必然会损害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第二，人口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都需要遵循其自身规律，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如果不断用短期政策进行干预，今天要让人口少生，明天又要让人口多生，这样左右摇摆急功近利的政策不利于人口稳定健康发展。尤其不要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过去限制生育，多生了就拼命罚款；今天希望大家多生育，又大把花钱刺激；这样的政策是缺乏长远眼光的。人口的稳定健康发展不是靠花钱刺激能够保证的。


第三，现在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我同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和养育孩子的成本高、负担重，特别是加上高房价高房租的压力。这些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那么靠发一笔钱刺激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解决不了生育率低的问题。


例如，现在全国城镇就业人数4.6亿人，但城镇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有2.6亿人。这2亿多人的绝大部分都是被称为“农民工”的城乡转移人口，他们没有获得城镇户籍，在城里也没有房子甚至没有稳定的住所，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没有享受城镇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也往往享受不到教育方面的平等的公共服务。这些问题不解决，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即使给他们发几万块钱，刺激他们多生孩子，这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没有必要的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即便生了孩子，接下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


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要从根上找原因，优先解决这部分有困难的人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城市户籍、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孩子教育等一系列瓶颈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能假装看不到这些问题。在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想用种种短期刺激政策来取代问题的解决，只会制造出更多新问题。比如说，即便在几万元的鼓励之下，有些人多生了孩子，但他们的子女出生后仍然没有户口、没有稳定的住所、托幼服务和受教育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也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我认为，与其花钱刺激生育，不如把钱用到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上，把钱用在让已经是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另外，大城市地价房价过高，超出普通劳动者的负担能力，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四，人口政策要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培育的问题，而不应只关注生育率。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劳动力被替代的趋势越来越强。未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就业岗位不足和人力资源供求结构性错位的问题。当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包括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有些快速发展的行业找不到适用人才。我们的现行教育体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没有跟上产业和时代的发展趋势。


未来人口政策的重点要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几方面考虑。在教育上，要适应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走多样化、多渠道的办学路线，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避免教育行政化、官僚化。政府还应当把给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同等教育机会作为重要职责。在其他公共服务方面，应当把提供养老、托幼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纳入议事日程。在社会保障方面，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大量的城市新常住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到城镇社会保障，包括为低收入常住人口提供住房保障。


作者：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徐超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