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历时两年的调研，走访了数十家科技企业与文旅项目，勾勒出中国文旅产业在科技深度介入背景下面临的一种悖论：科技运用越来越多，行业研发却缺乏话语权。作为前沿技术的积极试验场，文旅行业在实践中却频频出现“场景在文旅、研发在厂端”的割裂状态——应用看似繁复，底层逻辑却高度依赖外部通用技术，算法与系统定义权缺位，重复建设与协同失灵并存，效率提升反而被复杂度抵消。更隐蔽的断裂发生在文化层面：行业沉淀了大量操作性的指令经验，却缺乏对文化认知与审美机制的系统理解，使得不少数字化文旅产品趋于生硬、同质，与文化原真性渐行渐远。当技术资本进一步将自动化视为提升效率的唯一路径，替代的往往不只是劳动，更是服务中的情感与温度，旅游体验由此被不断稀释。在这一背景下，文旅科技如何在科技应用场和研发话语权之间重新建立平衡，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关键议题。
场景孤独：文旅产业作为科技运用场的悖论
根据本研究小组横跨2024～2025年的文旅科技企业调研（以下简称“调研组”），中国文旅产业已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前沿科技最活跃的“降落伞”和“运用场”。从底层的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到表层的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以及近期爆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文旅场景呈现出一种饱和式、全谱系的技术吸纳特征。例如，调研中我们发现一家智慧旅游项目通过物联网（IoT）传感器与5G网络的深度耦合，实现了客流实时引流与环境动态监测的闭环（调研组，2025）。而三星堆数字原生展示项目则利用腾讯文旅提供的数字孪生与高精度3D建模技术，完成了文化遗产的云端复刻。这种技术繁荣的底层逻辑在于，文旅场景具备极高感知深度、低容错成本、强社交属性的重叠优势，使其成为科技巨头展示“技术肌肉”的天然窗口。然而，如果一种经济增长仅仅依赖于通用技术（GPTs）的外部平移，而缺乏行业内部基于自身逻辑的内生创新，那么这种增长极易陷入“低水平重复”陷阱（Aghion et al., 2021）。文旅产业目前在这一技术迁徙浪潮中，往往扮演的是“租户”而非“房东”的角色，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却对底层算法和核心协议缺乏定义权，这种“场景在文旅、技术在厂端”的错位，正是我们所界定的“场景孤独”之要义。
文旅科技面临的核心瓶颈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与技术应用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新晋诺奖得主乔尔·莫克尔在《雅典娜的礼物》中系统阐述了“有用知识”的演化逻辑，将知识划分为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指令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Mokyr，2002）。目前中国文旅科技的现状是文旅产业积累了海量的指令性知识（如“如何编写一个导览小程序”或“如何部署一套博物馆VR设备”），但在命题性知识层面（ “数字技术如何映射人类文化感知规律”“文化符号旅游化转译的科学准则”等）的底层规律研究却严重匮乏。莫克尔认为，持久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命题性知识和指令性知识之间的双向映射与反馈闭环（Mokyr, 2002）。由于文旅产业长期被视为技术的被动接受方，缺乏 “人文共和国”式的跨学科、跨逻辑知识交流机制，导致大多数文旅企业倾向于购买针对普通文旅场景开发的垂类模型。这种“外源型创新”的后果是当垂类技术遇到深厚的文化叙事时，往往因为无法解析“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冗余”而产生严重的技术损耗，使数字化后的文化产品显得生硬、重复且渐次远离原真性。有一个行业内生增长的动力源于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准租金”的动机（Aghion et al., 2021），而文旅科技企业若长期处于“外购技术、微调场景”的低端链条，其研发动力必然萎缩。因此，跨越场景孤独的第一步是建立起基于文化逻辑的独立命题性知识库，摆脱对通用技术的全盘依赖。这类创新无法通过文旅企业自发形成，需要公共机构牵头实施的宏伟目标导向型定向创新。
文旅熵增与有偏技术陷阱
调研组在典型企业调研中发现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文旅科融合在数智化过程中正产生明显的“熵增效应”。在物理学中，熵是衡量系统无序度的度量，而在文旅治理语境下，它特指随着技术系统复杂度的线性增长，系统内部的无效能耗、协调成本以及因技术错位导致的负生产率呈现指数级上升（调研组，2024）。调研组基于简明现场调研的模型归纳显示，在初期文旅科技投入能够替代重复性劳动，带来产出的正向增长，这符合阿吉翁的增长预期。然而，由于外源技术并未针对文旅属性进行底层优化，当投入强度跨越临界点后，系统内部的交互复杂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例如，在调研中我们屡次发现许多景区斥巨资部署了昂贵的AI调度系统和VR体验舱，但由于供应商之间的协议互不兼容，导致数据孤岛林立，管理方不得不雇佣更多的“人工补丁”来维持系统日常运行。这种为了使用和管理先进技术而增加冗余人员的反直觉现象，正是系统熵增的集中体现。莫克尔警告过，缺乏制度协同的技术累积会导致系统性紊乱（Mokyr，2002）。调研组的特征性测算结果显示，部分重度数字化景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已趋近于零，甚至由正转负，形成了所谓的“文旅科技熵增陷阱”（调研组，2024）。
此外，根据有偏技术进步（Biased Technical Change）理论，技术进步往往偏向于边际回报率更高的要素，而在资本驱动的逻辑下，这种偏向表现为对劳动的机械替代。创新经济学在探讨动态增长机制时指出，若政府不能通过政策导向纠正创新偏向，技术演化往往会流向那些最易实现短期效率提升的自动化领域（Aghion et al., 2021）。在文旅行业，这种错位表现为：大量标准化的人工智能讲解机器人替代了极具人文感性的专业导游，大量自助闸机替代了充满温情的引导服务。虽然这些技术在财报数据上提升了人均处理效能，却在本质上造成了文化体验的“审美稀释”。文旅产品的人文主权在于人的温度和文化的温润感，而当前的“技能偏向型”技术正在消解这一主权。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资产阶级尊严》中反复强调，现代世界的巨富化（Great Enrichment）不仅源于技术，更源于社会对个体创新尊严的认可（McCloskey, 2010）。当文旅科技沦为简单的“机器替人”的工具时，它不仅剥夺了旅游从业者的劳动尊严，更导致了游客体验的单一化与冷漠化。这种“剔情进化、逐物创新”是文旅科技必须跨越的第二道难关，即如何将技术进步的方向从单纯的“技能导向”扭转为“增强人类感知”的“人文导向”（调研组，2025）。
定向创新：基于行政治理的创新阶跃
雷纳·卡特尔等人在《打造创新型国家》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但深邃的命题：创新需要行政管理（Kattel & Karo，2022）。传统的自由主义视角认为行政式治理是创新的对立面，意味着僵化、迟缓与低效。然而，Kattel & Karo（2022）通过系统梳理二战以来国家主导的创新实践发现，现代世界最重要的颠覆性突破（如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核能）几乎均源于具备能动性的稳定的公共行政体系。文旅科技领域因涉及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与长周期的旅游知识积累，其研发具有高度的外部性与不确定性，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极易导致“低端锁定”（魏翔和胡典成，2025）。因此，调研组在调研后认为文旅科技应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的定向创新机制构建具备敏捷性稳定（Agile Stability）特征的文旅战略性创新攻关项目。文旅定向创新的机制既需要传统韦伯式的行政专业化、科层制与资源动员能力以确保命题性知识的沉淀，又需要引入基于文旅市场反馈的敏捷思维以快速响应不断跃迁的AI技术冲击（于文轩，2022）。对于中国文旅部门而言，这种创新范式的互补性重塑意味着政府不能仅仅是政策的被动发包方，而必须成为主动定义创新使命的行为主体，通过树立整体文旅行业迈向支柱产业的“使命神圣感”来引领创新制度设计为那些高风险、长周期的底层文旅科技研发提供命题性创新和“机制性避风港”。
为了将敏捷性稳定（Agile Stability）落地需要关注基于行政集中治理的体系内创新（Bureaucratic Hackers）（Kattel & Karo，2022）。体系内创新并非体制的破坏者，而是深谙行政运行逻辑、能利用制度弹性为定向创新项目“排雷”的内部管理精英。本研究认为，文旅部门应通过建立三层嵌套的组织模型来实现这一架构：顶层是“战略使命层”，负责构建如“国家文化基因库”等长周期、高耐心项目，由国家财政给予绝对稳定的长效拨款，不受短期盈亏考核干扰；中层是“协同层”，由具备跨学科视野的较高级别技术官员负责跨部委协调，降低文旅与工信、农业、商业等部委之间的行政性交易成本（如通过“文旅战略研发专用通道”解决版权、协议、国际宣发等联合行政管理问题）；基层则是“敏捷实验室层”，采取项目经理制，类似于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模式，以政府长期聘用形式雇佣学术界优秀专家、企业界一流技术专才进入实验室，在文化芯片、数字渲染引擎、三维数字水印、文旅金融区块链、中华文化基因库等定向创新研发中引入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在敏捷实验室内，凡是无法在两个周期内提升文化感知度等定向创新项目的人员应通过“体系内创新”专业决策机制启动动态清零。在公共研发机构中引入竞争与进入退出机制能倒逼创新并实现创新溢出（Aghion et al.，2021）。通过行政治理内的体系创新重构文旅创新机制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被传统市场创新所抑制的“有用知识”或“命题性创新”，赋予文旅基础研发人员或为神圣使命进行研发的人员以 “创新者尊严”（McCloskey，2010），从而在体制内部建立起一套能够自我修正、自我进化的文化科技创新引擎。
展望：实现“知识-技术-文化”的知识缝合
文旅定向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纠正当前资本逻辑下的技术偏向和市场失灵，实现文旅科技的“使命增强型”技术演化。技术是雅典娜的礼物，但前提是它必须服务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Mokyr，2002）。在文旅定向创新的清单中，我们应将资源集中于那些能显著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全球文化共鸣”的技术。调研组发现，一家龙头型平台企业在适老化智慧应用中的探索揭示了“使命增强型技术”的可能性：其OCR识别（光学字符识别）与大数据系统并没有替代人工服务，而是赋予了讲解员更精准的感知能力，从而提升服务的整体温度。当技术与劳动力形成互补而非替代关系时，社会总福利将能实现帕累托改进（Aghion et al., 2021）。未来的文旅定向创新应着重于“多模态文化大模型”“具备历史语义理解能力的渲染芯片”等底层核心组件，建立敏捷机制，引导资源流向这能延长“文化心智生命周期”的领域，而非流向浅表性的视觉奇观和表层运用。这种转型本质上是将命题性知识精准转化为高产出技术指令，助推文旅产业成为支柱型产业。
文旅科技要“过大关”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化主权”与“研发定义权”的创新范式多元化转型。长期以来，文旅产业由于过度迷恋场景的繁荣而忽视了创新的“外源性病灶”。 现代世界的增长始于“思想的改变”，特别是对创新尝试的广泛许可（McCloskey, 2016）。为此，我们勾勒了一条从“被动适配”走向“定向创新”的文旅科技可选路径。当文旅部门探索文旅创新的制度空间，当技术不再是以冷冰的智能化简单取代导游和翻译，而是以温暖的人机协同方式增强文明的穿透力时，中国文旅产业才能真正跨越“场景孤独”。这种跃迁不仅将驱动文旅科技由“技术运用场”转变为“创新策源地”，也将开启文旅科技领域人均产出大幅跃升的“文旅巨富化”（Great Enrichment in Tourism）时代。
在文旅研究的理论视阈下，知识体系、技术系统与文化价值的结构性融合，正驱动着一场深刻的范式革新。三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场景实践，实现了一种深层次的“知识缝合”。 其最终指向一个具有内生动力与使命意识的智能文旅新生态，终将使我们获得那份属于智能文旅时代的“雅典娜礼物”。
文/魏翔、黄祺、陈潇、曾玲、谭成志（宏观文旅研究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编辑 曲筱艺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