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名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因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独得了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一半。
莫基尔1946年７月在荷兰莱顿一个躲过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家庭出生，父亲在其尚在襁褓时即去世，幼年时他便随母亲移居以色列海法并在那里长大。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经济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写就博士论文《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1800—1850年》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从攻读研究生开始，莫基尔就对人类历史以来经济增长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贯穿其一生的研究主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增长的表象：物质资本的积累（如新机器的使用，厂房设备的扩张，道路交通的改善）。后来，人力资本也成为重要因素被纳入讨论。这些与其说是增长的原因，不如说其实就是描述增长本身。增长的本质是技术进步：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
技术进步来自创新。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创新，从智人学会使用火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耕作，再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为精耕细作搞出的各项发明创造不胜枚举。但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创新的步伐极其缓慢，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又迅速地被增长的人口所消弭，导致人均收入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前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社会曾长期深陷“马尔萨斯陷阱”。
1800年以来，人类主流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持续不断的增长：产出效率的提升，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曾经扬言：“人类历史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世界历史以‘工业革命’为分水岭；整个人类文明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不过是不重要的细节而已。”
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互相作用的结果，很难进行单因素归因。这也是诸多名家反复耕耘，百家争鸣的主题。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提供了一个现代版本的“地理决定论”：亚欧大陆相比其他大陆而言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其水文地理和生物种群特别适合驯化有关动植物从而有利于发展农业。这可以成功解释为何亚欧大陆的文明较之其他大陆更先进更高级，但无法解释亚欧大陆内部的“大分流”现象。另一组解释聚焦于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法治建设以及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参与，代表人物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探讨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经济绩效，以及2024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研究经济绩效和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莫基尔承认包容性制度和市场经济都是实现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但还有充分条件需要进一步探索。诚如他在其专著《开明经济》（The Enlightened Economy）开篇所说：任何时代的经济变化依赖于人们的观念。相比旧说，莫基尔特别注重讨论知识、文化以及社会观念对催生工业革命的影响。
通常来说，经济学家不太愿意用文化来解释经济现象，原因无他，文化概念界定困难、测算更难，人人皆知文化重要，但对如何定义文化难以达成统一认识。伏尔泰在其著作中用“文化”表示不同族群的习俗，而与之对应的“天性”则普遍共存于全人类。通常，“文化”是群体构建起来的特有生活方式，并可被下一代所继承。
莫基尔认为持续的技术进步来自关于自然世界的文化信念的转变和知识的传播。首先，他注意到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因素，即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想要驾驭自然为人类需求服务的意愿和能力。文化转型的发生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在一群人数不多但有影响力的精英中生根发芽——这群精英散居在欧洲各地，依赖通信进行经常性的思想交流，逐渐形成一个互相联系跨国社群，被形象地描述为“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或知识圈）。知识圈内的精英们接触新想法，并互相传播，逐渐形成尊崇现代科学的新风尚。他们相信知识能发挥普世功能而不再为少数精英所霸占。同时知识应当在更为广泛的群众中传播，而且知识的创造过程应该是研究者公正无私地探索并经受住质疑和批判，最后通过同行之间系统的检验方可成理。概括起来，“文人共和国”秉持的理念有二：一是人类能够理解自然规律；二是人类能够而且应当运用这些知识来提高生产、增进福祉。
为何文化转型首发于欧洲而非其他同时代发达程度类似的文明。在欧洲存在一个关于思想的竞争性市场，现代思想最终战胜了古典观念，欧洲社会最终拥抱了革命性信仰：新一代有能力在业已存在的基础之上创制一个更好的文化，建构更优越的知识体系，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沙滩上”。反观同时代的中国，社会普遍笼罩在一股尊崇传统、循规蹈矩、勿越雷池一步的氛围。
莫基尔认为，现代科学在欧洲取得压倒性胜利，而传统中国社会无法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绝非历史的命定。比如诸子百家之一的墨家就包含很多科学洞见，务求实际，其气象与儒家迥然有异。就算在儒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某些流派就对创新抱持开放态度。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新观念新想法的不断涌现，谁也无法泯灭或遏制，新进入者可以不断挑战在位者。欧洲虽然诸侯林立，但因为人员流动而形成了一个“整合的思想市场”，欧洲的知识圈活跃分子们使用拉丁语这一通用语让交流无阻碍，并分享一个共同的经典遗产。
由此诸如牛顿、拉瓦西、达尔文等一辈“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纷纷登场，大放异彩。“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是莫基尔提出的新概念——他们是改变他人观念和信仰的代理人。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一种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中，他举出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为例，重新诠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协调和驱动文化变革的角色，从而为发动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莫基尔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与政治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持续推动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在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一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服从“卡德韦尔定律”——技术进步达到某一点之后开始固化，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变慢并最终停滞。莫基尔指出有三个原因导致社会抵制新技术：一是在位者担忧失去其权利和经济利益，二是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骚乱或政治影响，三是对风险的厌恶和损失的厌恶，以及对新技术可能导致的无法预知后果的恐惧。
莫基尔进一步指出，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两百年间，西欧创造了一种从个人收入和个人声誉两个方面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从而推动了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三足鼎立，共同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莫基尔认为工业革命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他论证说明现代性根植于一种新的信仰，即认为进步是有用的，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开始有意识地积累知识。
莫基尔博学多闻，视野开阔，既能从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等诸学科文献中钩沉稽古、发微抉隐，又能灵活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严谨分析，但又不拘泥于冷冰冰的数字，而能结合具体鲜活案例演绎推理。这使得他的论文和专著内容翔实，材料丰富，别开生面。身处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普通人或许未必能理解技术进步的发生发展为何会如此这般长久地吸引着经济史家们的研究兴趣——历史长河中停滞是常态，增长只是近两百年以来的偶然罢了。只有深挖工业革命前夜中潜滋暗长的力量和徐徐积蓄的萌动，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和未来。
文/沈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