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一年多次重磅会议的定调，“共同富裕”的全景图已经铺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短期看，疫情带来的财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备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宋扬近日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疫情期间更应关注就业不稳定的群体和家庭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目前农民工是一大低收入群体，要拓宽技术工人上升通道，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
与共同富裕常常一起出现的还有“反垄断”。其中，3月18日，央行、浙江省人民政府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要加大金融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对于近年部分平台企业在市场上形成的垄断，宋扬认为，形成垄断的工具是技术，要在抑制垄断与鼓励技术创新间取得平衡。
疫情期间应防止返贫，通过失业救助等帮扶低收入家庭
疫情的负面冲击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宋扬引述近期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称，疫情以来各国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损失最大，而高收入组的收入损失很小，这与此前很多灾害对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也比较一致。
“因此，疫情期间更应关注就业不稳定的群体和家庭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监测，防止返贫；另一方面通过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职业培训、就业帮扶、临时救助等制度安排帮助低收入家庭共渡难关。”宋扬称。
共同富裕决策部署的关键在于“提低、扩中、限高”。宋扬表示，最重要的群体就是低收入群体，各地政府要加大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提低”和“扩中”这两个目标也紧密联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进一步来看，我国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我国当前有近3亿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了半数以上的国民人口。因此要特别关注农民工群体，把更多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宋扬说道。
重点要怎么做？他表示，要全面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拓宽技术工人上升通道，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同时要着眼未来进一步提升农村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以长远眼光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把更多资源转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减少留守儿童的比例，帮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提升教育质量，推动基本义务教育实现均等化。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重要工具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在近期出版的《读懂共同富裕》一书中，宋扬作为作者之一也提出这一观点。他对记者进一步表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展依旧是大前提，需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应当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给予市场稳定的运行环境与预期。
市场虽然在发展中和资源配置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自身也有弊端。宋扬称，市场经济带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单纯的市场调节只能解决市场微观平衡问题而不能解决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如果仅依靠市场调节，容易导致大型企业利用垄断优势获得高利润和高收入，依靠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继续攫取巨额财富，破坏市场合理公平竞争。
“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需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他表示，政府也要在再分配环节多下功夫，把公共资源更多向弱势群体倾斜，加大对低收入地区的民生投入。
在宋扬看来，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再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虽然我国经过多年努力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保体系仍然面临覆盖面不全、保障水平不够、不同人群待遇差距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只有进一步改进这些问题，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才能真正走向共同富裕。
要在抑制垄断与鼓励技术创新间取得平衡
对于近年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垄断现象，监管推出了一些反垄断措施。例如2021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平台经济予以要求。
宋扬表示，反垄断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问题。部分平台企业在市场上形成垄断的工具，除了优势地位与营销手段，最主要的还是基于独特的、具有专利性的算法模型所产生的技术优势。而抑制基于技术创新所形成的市场垄断，可能会抑制平台企业以外的潜在创新者的创新潜能。
如何在抑制市场垄断与鼓励技术创新间取得平衡？他建议，在平台型企业垄断市场的负面效应可控的情况下，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形成鼓励技术创新与抑制市场垄断的平衡之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反的不是平台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更不是其核心的优势技术，而是一些平台扰乱市场秩序的垄断行为。”宋扬说道。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维妙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张彦君
